给儿子的信(3)

关于善与恶|给儿子的信(3)

by 长沙杨飞

这是《给儿子的信》系列的第三篇。这个系列由二十来篇文章组成,是我个人思想的一个总结。

本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谈的是个人的善恶,下篇谈集体的善恶。全文6500字,阅读约需15分钟。


上篇:个人的善与恶


所谓恶,就是损人利己。所谓善,就是帮助别人(即便自己可能遭受损失)。

(一)善与恶

《三字经》开篇说“人之初,性本善”。荀子则相反,他说“人之性恶,其善伪也”。西汉的扬雄可算中间派,他说“人之性也,善恶混”。

所有的动物都有利己的天性,争夺食物、配偶和领地是本能。从这个角度说,人性应该本恶。但人类是高等生物,具有深度思考能力和“恻隐之心”,有时也会帮助同类。俗话说助人为乐,帮助别人也能让自己获得快乐。

总体上我赞同扬雄的说法,人性是善恶的合体。每个人心中都有魔鬼和天使,不能简单说人性本善或者人性本恶。这就是为什么“就事论事”特别重要。人的一生,其善恶之心多有变化,切不可一概而论。

我个人的经验,这个世界上可能只有父母会一直以善相对(无条件对你好),除此之外,一切纯善皆是幻象。


(二)善恶与平等

人与人一律平等。要警惕一种说法,即少数人特别善良,尤其是社会名人、企业高管、著名团体的首领和各级政府的首脑。

人皆有恶根。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从恶如流是大概率事件。越是职位高、名气大的人,其作恶的可能性越大,因为他拥有普通人不具备的权力和手段。高校教授和宗教高层的色鬼甚多;政界大佬抓一半,基本不会有冤枉的。

几乎所有的大人物都宣称自己是为人民的,但实际情况经常相反。这种例子比比皆是,从历代高官、皇帝到各种主席和总统。希特勒为德国人民服务,最后把德国带入了灾难。毛泽东被称为大救星,但是他的最后十年(文化大革命)几乎让中国遭受了灭顶之灾。

一个人或团体,如果它拥有了巨大的权力,我们就要对其保持高度警惕。声称是救星的,最后多是灾星。


(三)伪善

“人之性恶,其善伪也”,人在作恶之时都善于伪装。所有的贪腐分子在被揭露之前都是廉洁的,其贪腐程度越深,廉洁的调子越高,个人和团体莫不如此。

京东集团CEO刘强东2015年在博鳌论坛上说过:“我有一个判断,如果发现一个人在网上一点负面消息都没有的话,他一定是个骗子。”

我基本赞同刘强东的说法。如果一个人或者一个团体基本没有负面新闻(或者只有无关痛痒的小错),我们需要对其保持高度警惕。

伪善的恶人,比直接打家劫舍的恶人危害更大。谎言是最大的恶。


(四)善恶与自律

如果大家都能自我监督,这个世界就会少有恶行。

人性本恶的潜台词是:一个人不可能有效自律。

是人都想偷懒。在我几十年的人生经验中,不管是工作还是学习,如果没有外界压力和监督,我几乎会拖延到死。不排除个别人自制力较强,但是就绝大多数人来说,纯靠自律几无可能。

之所以有家规和校规,就是防止有人偷懒。之所以有国家和政府这样的强制机构,就是为了制止有人作恶。


(五)不作恶

面对善恶交织的社会,具体到日常生活,我们应该怎么办?

做人不可没有底线,我所推崇的底线是不作恶。

所谓恶,就是损人利己。不作恶,就是在为自己谋利的时候不损毁别人的利益。

谷歌公司有一条“不作恶”原则,源自该公司两位联合创始人佩奇和布林在2004年首次公开募股时发表的一封信,这段话后来被称为《不作恶宣言》:

“不要作恶。我们坚信,作为一个为世界做好事的公司,即使我们放弃一些短期收益,但从长远来看,我们会得到更好的回馈。”(Don't be evil. We believe strongly that in the long term, we will be better served — by a company that does good things for the world even if we forgo some short term gains)

谷歌认为某些搜索过滤是作恶,所以决定退出中国市场,不惜每年损失数十亿的收入。当然,并不是每个大公司都有这样的决心和勇气。百度、苹果和微软就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做法,它们的中国业务做得风生水起。

下面来看一些小例子,看看什么是不作恶。

1,插队方便了自己,但是损害了别人的利益,所以我们应该排队。
2,如果你是一个小贩,就不应该使用地沟油,因为这损害了顾客的健康。
3,如果你是公司职员,在帮助公司赚钱的时候,应该考虑这些做法是否会损害客户的利益,尤其是健康和生命。

这里重点说说百度公司的例子。2014年,20岁的青年魏则西不幸罹患滑膜肉瘤(一种恶性肿瘤),他用百度搜索治疗法,排在首条的就是北京市武警总队第二医院生物诊疗中心。这是一个由福建莆田人承包的科室。莆田系医院和科室实际上是一个有组织的医疗诈骗集团。魏则西最后被该中心骗走20多万元。2016年4月12日,魏则西不幸去世,终年22岁。

商业公司当然是以赚钱为目标,但是百度搜索纵容医疗诈骗,收费之后就把骗子公司排在搜索的首页,把医疗贴吧的管理权出售给骗子,这就是损人利己。为了赚钱不顾别人的性命,这就是作恶。

在去世前几天,魏则西参与了知乎上的一个讨论:什么是人性最大的恶?我个人观点,谎言是万恶之首。魏则西事件表现了多重谎言,表现了人性多重的恶:

1,莆田系医疗骗子谋财害命;
2,武警医院明知莆田系是医疗骗子,依然出租科室;
3,百度公司明知莆田系是医疗骗子,依然帮打广告;
4,武警医院和百度公司一边谋财害命,一边声称自己是为人民服务。

这里不再多谈,关于魏则西事件,参见旧文《老杨再谈魏则西之死》。


(六)最初的真诚,坚决的反击

上面说的不作恶是指个人(和公司)自己的行为准则。现在有一个问题,即便我们自己做好了,也不能保证别人不作恶。我们怎么才能知道对方是从善而为还是在暗中算计?

那只有一句老话: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我所推崇的是:最初的真诚,细致的体察,坚决的反击。

结交新朋友,最开始一定要以诚相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盲从盲信。人性是复杂的,如果发现对方暗中算计,我们就要进行坚决的反击。惩恶扬善,以利良性循环。

2003年冬,我偶尔结识了一个登山爱好者,自称北大山鹰社成员。我请他吃了饭,还借了钱和手机给他。后来我发现他是个惯骗,专门在各大高校以雪山高手之名骗财骗色。我进行了坚决的反击,最后把他骗进了公安局。请搜关键词《重大诈骗嫌疑人胡国》。

我所说的坚决反击,包括采取一切法律许可的手段,以及在极端情况下的不惜手段的个人反击。踩点要准,下手要很,但是不能伤及无辜,否则就和恐怖分子没有区别了。

 

下篇:集体的善与恶


(一)集体的善与恶

集体是由个人组成的。如果个人是善恶交织,集体也是一样。不存在只从善(不作恶)的团体。即便某个团体在成立之初立志为人民服务,它也可能慢慢变质。即便这个团体的首领从善如流,也不能保证他的亲属、同仁和属下不作恶。

当一个团体的大多数成员尤其是中高层成员都开始为自己谋求特权和不义之财的时候,这个团体就变成了人民的祸害。


(二)人性善恶与契约政府

在谈到法制、国家和政府这些概念的时候,其前提是人性本恶。

按照英国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1632-1704)的观点,人类本来可以不需要国家也不需要政府,每个人都是独立和自由的个体,但是在出现私有财产之后,总有些人不自觉,为了自己赚钱,不惜侵犯别人的利益。因此,人们只得放弃一部分自由,通过契约的方式委托某些人(或团体)组成政府,赋予其强制权,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这就是国家和政府的起源。

这种观点有一个重要推论:当政府违背了契约,威胁到人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等自然权利时,人们有权解约,建立一个遵守契约的新政府。这就是著名的政府契约论。

因为政府拥有强制力量,如果得不到有效监督,其本身就可以成为祸害。这也是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所强调的重点,他著有《常识》(Common Sense)一书,此书是美国独立战争的纲领性文字,他说“政府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种免不了的祸害;在最坏的情况下,就成了不可容忍的祸害。”

潘恩言之在理。政府是由团体(党派)所组建,所谓党派,其本质是一种群众性组织,既然人性本恶,由个人联合起来组建的团体也同样可能作恶,他们可能打着为大众服务的旗帜,实际上损公肥私,为自己服务。

我们需要有一个制度,能够有效地惩恶扬善。制度的监督要直达最高首领,任何人不得例外。


(三)有效制约

有一句美国谚语是这么说的:Politicians and diapers have something in common. They should be changed regularly,and for the same reason.(政客与婴儿尿片有共同之处:都得勤换,其原因是一样的。)政客每过几年就得换一拨,脏了再换,确保常新。

个人无法有效自我监督,团体亦然。如果每个政党都能有效地自我监督,政府也就不需要像婴儿尿布一样常换了。因为人性本恶,在面临利益诱惑的时候,不论有多么严格的监督和制衡机制,从政者总会趋向于腐败,趋向于损公肥私。要避免这种局面,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换人。

任何政客或者政党都可能作恶。对宣称自己永远大公无私、将永远为大众服务的个人或者团体,我们需要保持高度警惕。

为了制止团体作恶,洛克在《政府论》一书中还提出了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观点。洛克的系列著作是欧美国家政府架构的理论基础。在洛克后三百多年的实践中,欧美国家还发展出双重议院、多派联合、限制首脑任期、保障言论自由等多种方法来制止团体性作恶。

美国国父和《独立宣言》起草人之一的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曾说,“尘世中所有的政府都有人类弱点的印记,都有腐化和堕落的胚芽,其狡诈会显露,其邪恶会逐渐展现、蓄积和增强。。。”因此,“信赖我们自己选择的人,认为他将消除我们的恐惧,为我们的权力保障代言,这是一种危险的幻想;这种信赖在任何地方都是专制之母;自由政府是建立在警惕而不是建立在信赖之上。”(...it would be a dangerous delusion were a confidence in the men of our choice to silence our fears for the safety of our rights; that confidence is every where the parent of despotism; free government is founded in jealousy, and not in confidence." - 《Kentucky Resolutions of 1798 by Thomas Jefferson》)


(四)历史的循环

2013年8月,《学习时报》发表了严发祥的署名文章,《关于“党性”与“人性”之辨》。文章指出 “共产党的党性特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引领、代表,为社会先进者所执所遵,与人性属不同层面之物。政党是人组成的,党性不可能超然于世、脱离人性。党性植根于人性之壤,又是人性之优化、升华和结晶。”

党性不可能超然于世、脱离人性,这应该没错。人都有恶的一面,作为个体的党员如果是善恶交织,作为集体的党派却只有善没有恶,这在逻辑上很难自圆其说。

翻一翻历史书,几千年来的情况都差不多:每一个执政者(每一派政治力量)开始都具有良好的愿望,但是最后都不得善终,政息人亡,然后新的人物登场,又开始一轮循环。历史告诉我们,单一政治集团是无法有效自律的。

1945年6月,黄炎培在延安的窑洞里和毛泽东讨论了这个问题,问中国共产党如何能跳出这个历史的循环。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按照毛泽东的这个说法,他也认为人性本恶,或者说人性都有恶的一面,政党单靠自己是无法有效自律的。他的想法是实行民主,并依靠人民监督。这个想法很好,但是后来并没有做到,没有任何人可以有效地监督他。连最起码的党内民主都没有做到,人民的监督基本是一句空话。通过反右等历次运动,敢于提出意见的人都被解决,乃至处决。不难理解,到毛泽东去世的1976年,中国再次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五)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观

马克思本人并没有专文论述人性善恶。纵观其著作,他总体上否认存在普遍的人性,他谈得最多是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以下是部分摘抄: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个人只是作为普通的个人隶属于这个集体,只是由于他们还处在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下才隶属于这个集体;他们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阶级的成员处于这种社会关系中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

“人都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简而言之,马克思认为没有超阶级的人性,无产阶级有一个人性,资产阶级有另一个人性。这两种人性不可调和,只能通过斗争解决。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家是坏人,而无产者都是好人。这个观点并不正确。善良的富人并不罕见,而穷人里面的流氓也大有人在。穷山恶水出刁民,很多朋友对此都有切身感受。

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后来在很多国家造成了普遍的社会仇恨,无数地主和资本家被杀。事实上他们很多是冤枉的。

“剩余价值论”和“阶级斗争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两大基石。他的阶级斗争论宣扬暴力,他的剩余价值论忽略了企业家在公司经营中的决定性作用。这种理论是过时的、错误的乃至危险的。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欧美近代史已经证明,社会矛盾也可能通过社会改良的方式实现,没有必要使用暴力。

我们要尊重任何生命,不论他来自哪个阶级。种族歧视和阶级歧视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它否认了人的基本自由,否认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我们应该抛弃这类危险言论。

对任何否认平等、宣扬暴力的理论我们都要保持高度警惕。在热兵器时代,诉诸暴力可能意味着人类的毁灭而不是救赎。


(六)错误的静态

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观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不能与时俱进。换句话说,它是一个静态的人性观。我们都知道,一个人的三观和所为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杀人魔王也可能放下屠刀,而人有权之后就变坏,这几乎是定律。

无产阶级在建立政权之后,面对各种诱惑,不少执政者很快就腐化堕落了。前苏联就是一个例子,其贪腐程度令人惊讶。而现在的很多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社会改良(而不是暴力革命),达到了相当高的清廉水平。根据透明国际公布的2014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资本主义的丹麦是全球最清廉的国家(得分92分,总分100),而社会主义的中国只得了36分。

马克思在创立阶级斗争理论的时候并没有进行广泛的田野调查。事实上,在马克思的晚年,欧洲工人阶级的工作条件和生存状况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在马克思去世之后,资本主义国家进一步出现良性变革,工人的待遇日渐改善,成为了中产阶级的主干力量。

在当今世界,欧洲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也让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汗颜。我前段时间看的一个新闻,北欧国家芬兰2017年开始试点给失业者每月发钱(约合685美元一个月,即4300元人民币)。不上班还坐在家里领这么多钱,哪个社会主义国家能做到?芬兰这个试点也在全世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在反对派的压力之下,芬兰上个月暂停了这种培养懒人的发钱试点。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法国和美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力量日渐强大,任何资本家如果不和工会搞好关系,他的工厂几乎是无法运转的。但是在中国,如果你搜广本罢工等词,会发现工会基本没有为工人的利益代言。在中国的不少罢工事件中,政府甚至站到了资本家一边,威胁罢工的组织者。

资产阶级可能从善而无产阶级可能作恶,马克思终其一生都没有探讨这种可能性。他一味提倡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政府,至于无产阶级掌权之后如何才能保证不作恶,他也没有提及。马克思在伦敦二十年冥思苦想,这种简单的可能性都没有预见,实在令人费解。

总体上我本人不赞同马克思的人性观。不论是资产者还是无产者,都没有简单的善者或者恶人。随着时间的过去,善恶是可以互相转换的。我反对在资产所有者和普通工人之间制造鸿沟。我反对宣扬仇恨和暴力。我尊崇生命、自由和平等三个基本原则。

老杨,
2018/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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