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杨回忆(2018002)

 

小 脚 女 人

by长沙杨飞

 


对大多数人来说,裹脚女人只是历史书上的记载,但是有一个小脚女人曾对我非常重要,她就是我的保姆。

我是1970年10月生的,上有一个姐姐,只大我一岁半。我妈妈在湖南澧县一中教书,而我爸爸在遥远的北方部队服役,所以必须找人带孩子。找一个合适的保姆并不容易,到我一岁多,已经换过两三个保姆。

在那个年代,如果因为有孩子而在工作上有所懈怠,一般并不能让人同情,有时还会招致斗私批修。我妈妈带着两个孩子,但一星期也有十几节课,还是班主任,政治学习更是家常便饭,决不可缺席。没办法,我妈只好把姐姐放在外婆家,身边只带我一个。

澧水津市段那时没有桥,如果要去看外婆,中间须过轮渡。有一个老婆婆经常在码头上拎着篮子卖小东西,竹刷、鞋垫以及甜酒(酒糟)等,都是她自己做的。按我妈妈的回忆,她是典型的旧式老婆婆的样子,干瘦,小脚,穿着粗布衣服并裹着头巾。

 

轮渡码头


我还不到一岁,有一段时间实在找不到保姆,妈妈因为要带学生出操,天不亮就要把我抱起来,穿好衣服送到别人家里(帮带孩子的价格是每天五毛)。这并不是长久之计,所以有一天,我妈妈在轮渡码头上问那个老婆婆是否愿意帮忙照顾孩子。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

这是四十多年前的事,我妈妈现在也不记得这老婆婆叫啥名字了。一个老婆婆叫什么名字也并不重要,总之她是一个罕见的姓氏,不好写也不好发音,后来就干脆叫她阿婆。

阿婆是街道上的孤老五保户,无儿无女,可能60出头。按推算,1971年60多岁人,应该出生于1910年左右(清末民初)。所以,阿婆可能是澧水河边最后的小脚女人。

阿婆行事比较严谨,她先到我家里看了看,觉得孩子挺可爱。我那时已经一岁多,最难带的时候已经过去,最后她答应当住家保姆。这个时间是1972年2月(春节之后),我一岁四个月。

最开始的工钱是每月8元,只带我一个。到年底,因为我外婆心脏病日渐严重,出现浮肿的情况,实在没办法再带我姐姐,于是我和姐姐就都归阿婆带,工钱每月10元。

那时候我妈妈一个月的工资是52.5元。给外婆10元,给阿婆10元,剩下32.5元,再加上我爸爸每月寄来25元,这50多块钱就是我、姐姐、妈妈和阿婆四个人一个月的生活费。

按我妈的说法,阿婆真是一个全心全意的住家保姆。她把街上租的一间旧房退了,所有的东西都搬了过来(也就一个箱子一个包袱)。过年过节她也不回去,作为一个孤老她也无处可去。她把户口和粮食本都交给了我妈妈,这是那个年代最重要的东西。阿婆虽是孤老,但她有街道户口,每月凭证供应4两菜油,1斤猪肉,有粮票,还有香干和布票若干。

这么一点粮油,只能说勉强够吃。饭菜没有什么油水,阿婆炒菜非常省油,只用小布头在锅上轻轻刷两下。除了做饭,阿婆拍甜酒的水平也很高,每个月都做一大碗。她能用普通大米做出甜酒(糯米较贵且不容易买到)。湘北的冬天经常在零度以下,拌了酒曲之后要用棉被加盐水瓶保温,这是个经验活。

阿婆是信佛的,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吃斋。她吃得特别斋,完全不吃菜,只吃饭。作为一个小孩我表示拒绝,阿婆没办法只好给我在饭里拌一点白糖。唉,造就了我这辈子喜欢吃甜食,至今未改。

那时候我家住在简陋的平房里,墙是土砖,没有自来水也没有厕所(厕所在二十多米的户外,就是一个大缸上面两条木板)。洗孩子的衣服也是阿婆每天的任务,她要拎着一个小木桶,晃悠悠地去旁边的小池塘洗衣服,而我就跟在后面。

一岁多的男孩很活跃,六十多岁的小脚老太很难跟上。为了安全,大多数时间我都被关在家里。有时候阿婆也让隔壁的孩子过来一起玩。我喜欢趴在地上玩木枪。这简陋平房直接是黑得发亮的泥地,不宜躺地面,阿婆劝我不听,她也抱不动我,就只好在地上铺一些报纸,让我趴在地上玩。

我小时候比较胖,体重超过一般的孩子,六十多岁的小脚婆婆基本不能抱着走动。但我生病发烧的时候又特别依恋阿婆,离开一会儿都不行,她只好用长毛巾把我捆在背上,在屋里慢慢转圈,口里念念有词,让我慢慢在她背上睡着。

以前在码头上阿婆是卖甜酒和布鞋的,到我们家之后,她每年都给我和姐姐以及妈妈做一双新布鞋。这鞋是纯手工的,先要用浆糊和旧布头做底壳,晒干,一层层叠起来缝紧,这叫纳鞋底。然后做鞋身,最后缝结实。做这样一双鞋子要花好几天功夫,但我并不喜欢穿鞋,有一次我穿着新布鞋去找小伙伴,回家却光着脚,鞋子不知去哪了,我大哭。阿婆后来又做了一双给我。

阿婆到我们家之后基本不花什么钱,每个月的工钱都存起来。两年过去了,大概是1974年初,阿婆突然花了一笔大钱,她订了一副实木棺材。按照中国的传统,人活着的时候要有房子,死了之后也要有住的地方。很多老人过了六十之后就盘算着买棺材。这件事很重要,棺材买来之后有的还放置在堂屋醒目的位置。土葬不是一个好风俗,但这个风俗在有些地方一直延续至今。

我们家的简陋平房只有二十多平方米,棺材当然是放不下的。澧县一中隔壁有一个农场,很多职工被下放(农村),房子空了不少,我妈妈找熟人借了一间闲置的屋子,阿婆的棺材就放在那里。

我前面说的可能不全对。阿婆并不是完全无儿无女的孤老。她在我们家做了一年之后,有一天忽然来了一个三十来岁的小伙子,据说这是阿婆的义子,从小被收养的。据我妈妈的说法,这个小伙子长大之后并没有什么出息,就在隔壁的安乡县街头打流,或者说做零工吧。他来我们家也没什么别的,就是问阿婆要钱(可能是听说阿婆做保姆存了一点钱)。给了钱之后,他没多久又来了。这么搞了几次,后来阿婆都不想见这个义子。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1976年中,我姐姐上了小学一年级,这个时候我也快6岁了。从小姐姐是我最依赖的人之一,她去上课了,我有时候就跟着去学校。不能进去,我就在学校门外等姐姐下课。

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阿婆离开了我们家。原因之一是她那时候已近七十,也做不动了。这之后就没有什么联系。到了1978年,我们举家迁往湖南长沙,在走之前,妈妈说想去看看阿婆。但是到了街上一打听,得知她已经在两个月前去世了。

四十年来,这是我妈妈经常念叨的一件憾事。作为一个孤老,她最后的日子肯定不好过。她最后埋在哪里也没人知道,估计是在湘澧盐矿附近的荒山上,离我们居住的老屋应该不远。

作为一个孤老,也没有什么钱,她的坟头可能连一块墓碑都没有,要找到具体的位置几不可能。后来我们回乡几次都无法拜祭。这事只能这么算了,往最坏里想,她买的那副棺材应该用上了。

阿婆过世已经四十年了。她是一个旧时代过来的裹脚婆婆,名字无人知晓,生前没有房子,死后没有墓碑,但是她对我们一家曾经非常重要,某种程度说是相依为命。她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呵护了我长大,我感谢您。愿您安息。

杨飞,
2018/2/27 长沙初稿

2019/5/15 略有修改

 



PS,这篇文章写得很困难,因为时间太久远了,很难描述细节。阿婆在我家做了四年多,离开的时候我还不到六岁,记忆里只有一个佝偻着腰的模糊背影。本文主要根据我妈妈的记忆,算是口述笔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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