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我的父亲杨作霖先生
by 长沙杨飞
2014年8月25日，我的父亲杨作霖先生因重症肺炎逝于长沙市第四医院，时年80岁。他生前留有遗嘱，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丧事一切从简。遵照父亲的遗愿，我和家人以最简单的方式料理了后事，婉拒礼金，没有花圈，没有仪式，也没有悼词。这些日子以来，我心里始终不能平静，觉得还是应该写一点东西。
（一）洞庭儿女
我的爷爷是湖南澧县（洞庭湖区）的船民，大部分时间住在船上，家境贫寒，捕鱼为生，在岸上只得一间茅屋。我父亲于1935年农历七月三十生于澧县保河堤，他是长子，下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由于家境窘迫，只念了几年小学就辍学了，帮家里打渔兼种地，是结网和凫水的好手。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受益于新政府的农村劝学运动，父亲得以重返学校，1958年高中毕业于湖南澧县一中，当年考取省会长沙的中南矿冶学院（现中南大学），就读于冶金系。1960年，品学兼优的父亲被选拔到解放军西北电信工程学院（西安）学习，成为空军预备军官，1964年毕业后加入雷达兵部队，常年在北京和辽宁锦州基地工作。
1976年，父亲转业到湖南省计算技术研究所，在业务科和人事科任职，后被提拔为副所长。该所后来与湖南计算机高等专科学校合并，我父亲任党委书记兼副校长。他在党务和行政工作之余还兼上大学政治课，1996年以副教授教职退休。
以上就是我爸爸从读书到退休的基本情况。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普通农村孩子在新中国的成长故事，工作上可能小有成就，但并没有多少值得着墨之处。他从大学时代的学生党员到后来的校党委书记，基本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而我从小性格比较叛逆，长期持无党派无政府立场，对政治和主义无甚兴趣，对艺术书籍却颇有心得。中学时代我曾沉迷于《傅雷家书》，老一辈翻译家傅雷在思想上和艺术上与儿子傅聪并行共鸣，引导他成长为一名德艺双馨的钢琴家的过程让我好生羡慕，但这并不是我家里的情形，我父亲对我在思想上的影响不多。
我妈妈是城镇平民，1941年生于湖南津市（澧水河畔小城），和我爸是高中同学。她于1958年考取湖南师范学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多年在湘北农村中学教书，挑塘水，点油灯，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我爸在遥远的北方工作，和家人两地分居十多年。1978年我妈费尽周折调到长沙，在有色金属专科学校（现中南大学南校区）任教高等数学，我们全家才算团聚。
我1970年生于津市，小时候一直和妈妈姐姐在一起。我出生的时候父亲都不在身边，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那个时候孩子出生，父亲是没有额外假期的。虽然他也曾回湖南乡下的中学探亲，但对年幼的我来说那只是一个远方的陌生叔叔忽然来家里住了几天就走了，加之我从小较为愚钝而且认生，所以对父亲基本没什么概念。可以这么说，我从8岁在长沙起才开始真正认爸爸，而且，很多时候我并不认为他是一个好爸爸。
（二）悲伤的蜗牛
中国传统家庭教育有“严父慈母”一说，我家正是这种情形。父亲出身军校，他当然希望我也如他一般纪律严明，行事严谨。但我从小读书不怎么上心，顽皮捣蛋颇却有一套，曾送外号“飞天蜈蚣”，接近半个熊孩子吧。不难理解，我挨了老爸不少打。中国人常说“棍棒底下出孝子”，在一般人看来，打孩子并不算事，尤其是对男孩。我家住的这栋楼隔音不好，经常有各家大人打孩子，鬼哭狼嚎之声不绝于耳，搓衣板和鸡毛掸伺候是家常便饭，那种竹条抽起来更是让人疼得钻心。楼道里的居民对此习以为常，但我一直认为这是某种家庭暴力。小时候我对父亲的恨就是这么积累下来的。
父亲和年少的儿子起冲突应该是很常见的吧。法国作家萨特在自传中曾说：“世界上没有好父亲，这是一个规律。但不要去谴责那些男人们，应该受到谴责的是那种陈腐的父子关系：生孩子谁都会，合理地教养孩子那是另外一回事了。我的父亲要是活着，他会全力来压迫我，不把我压垮决不会罢休。幸亏他短命早死了。”萨特的话有些偏激，也许因为他从小死了爹。不过就我所闻，少年时代和谐的父子关系并不多见，我自己也是，和父亲的冲突贯穿了我儿时的记忆。
说说印象较深的几回吧。小学四年级有段时间我特迷乒乓球，但我只有一只光板拍，商店里的红色胶皮球拍长期让人流口水。有一天午睡时间，我麻起胆子偷了爸爸上衣口袋里的十块钱，跑去用四块钱买下了那只红色胶皮拍。这只豪华横拍让我在同学面前好生得意了两天。
那时候我父母的月工资加起来才一百多元，十元是一笔大钱，可想而知我后来被老爸一顿海揍。在我现在看来，父亲当时的愤怒可以理解，偷窃从古至今都是十恶不赦之行。我记得很清楚他当时一边揍我一边怒吼：小时偷针，大时偷金！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偷过任何人一丁点东西。
还有一次是小学三年级，有一天我放学后和同学疯玩，回到家发现书包都不见了，这下我傻了眼。父亲出身军校，估计在他看来，学生丢了书包和战士丢了枪差不多，在战场上是可以直接毙了的吧，旋即竹条伺候。长话短说，后来我一咬牙就离家出走了。在湘江边我整晚徘徊，近处风声呜咽，远处汽笛嘶鸣，我又冷又饿，远处破旧小屋的昏黄灯光也变得那么温暖。后来我实在无处可去，只得又转回单位大院，躺在食堂买菜的三轮摩托货箱里睡着了，直到第二天早上被人发现。后来我才知道，爸妈也几乎一晚没睡，彻夜在找我。尤其是我妈，那晚一直在哭。
我还记得因为看书挨过一回打，当然，不是看教科书。我从小就喜欢看各种能搞到的杂书，上面用一本教科书盖上，让老师以为我在认真学习。中国的学校里基本没有什么性教育，我记得初中《生理卫生》上到生殖系统这一课，老师就遮遮掩掩快速跳过。初中的孩子情窦初开，对自己第二性征的发育满是好奇和恐惧，正是最需要指导的时候。有一天我在家里发现一本计划生育方面的书，上面对男女性器官的讲解和图例比《生理卫生》课本详细生动得多。那天爸爸在厨房做饭，满屋的饭香，我看书入了迷，老爸进来喊吃饭，我照例用教科书盖上，可能手脚慢了点，被老爸发现，劈头就给了我一巴掌。按我现在的猜测，当时他可能认为，第一，我用教科书遮挡杂书的行为形同欺诈？第二，和老师们一样，他觉得性教育是可有可无的，中国人从小到大不都是无师自通走过来的吗？
我上初中之后，挨打的事就很少了。高中一年级的一天，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我和爸爸又起了冲突。我那时已经长得和他差不多高，就更不服管了。总之是最后他顺手拿起桌上一个盐水瓶砸在我头上。当时他自己也被吓住了。这盐水瓶是医院那种500毫升的吊水瓶，大院里很多人用来订早餐牛奶的。我一摸，头上有点出血，登时就发了麻，冲到厨房拿菜刀就要砍人，这回轮到我爸爸狂奔了。后来被邻居劝住。奇怪的是，这么严重的冲突，我现在居然想不起来那天到底因何而起。一件小事，若是双方都心情不好吃了炸药，互相开吼，后果就难说了，真是教训深刻。这是最后一次也是最严重的一次家庭冲突，从此以后爸爸再也没打过我。
直到现在我也不是很能理解为啥很多人要用暴力对付孩子。有朋友说你自己没孩子，当然不知道那种无奈了。但我总觉得小孩子的思维异于成人是自然的，他们的大脑发育还没有完全成熟，有时不能控制自己，从某种程度来说和精神残疾类似。这个逻辑应该是：如果我们不能歧视和用暴力对待残疾人，那也同样不能这样对待孩子。曾有诗写道：每一个挨打的孩子都是一只流泪的蜗牛。当你想牵着一只蜗牛散步的时候，是不能按照人的脚步行事的，否则就悲剧了。
要论严厉教育孩子，我爸爸在细节上还算不上极端。楼适夷在《傅雷家书》序言中曾描述傅雷管教傅聪的情形：“他对待幼小的孩子也是十分严格的。我很少看到他和孩子嬉戏逗乐，也不见他对孩子的调皮淘气行为表示过欣赏。他亲自编制教材，给孩子制定日课，一一以身作则，亲自督促，严格执行。孩子在父亲面前总是小心翼翼，不敢有所任性，只有当父亲出门的时候才敢大声笑闹，恣情玩乐。他规定孩子应该怎样说话，怎样行动，做什么，吃什么，不能有所逾越。比方每天同桌进餐，他就注意孩子是否坐得端正，手肘靠在桌边的姿势是否妨碍了同席的人，饭菜咀嚼是否发出丧失礼貌的咀嚼声。甚至傅聪不爱吃青菜，专拣肉食，又不听父亲的警告，就罚他只吃白饭，不许吃菜”。
与之相反，老舍对待孩子则是另外一个极端。细节我就不赘述了，老舍说他不需要孩子们有什么大出息，只要他们自己过得快乐就行，长大了男的去拉黄包车女的去当舞女均可。实际上老舍的孩子舒济和舒乙，傅雷的孩子傅聪和傅敏，长大后都多有作为。完全不同的方法都能教育出优秀的孩子，我们为什么不采取宽松一点的呢？
一个九岁的孩子在湘江边整夜的徘徊，是记忆里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我总觉得在离家出走的人里，小孩子是最惨的，他们没有一点钱，也没有谋生的能力，而大人们最少男的可以卖苦力，女的可以卖身。后来我暗下决心，父亲这种严厉教育孩子的方法我绝不会延续到下一代身上。
但是还没等到自己有孩子，我就打破了这个决心。1998年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读硕士期间，为了赚学费去一个学校教补习。这个班有一个熊孩子特别让人抓狂，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几次弄得全班无法听课。有一次我实在忍无可忍，顺手拿起一个数学老师上课的直尺照着那孩子就打了下去，那孩子下意识抬起手臂挡住，直尺打在他的手表上，表壳都裂了，那是一只很贵的卡西欧Baby
G。这个孩子后来很老实，也没去告诉家长，从此他上课就安静了。这事虽然过去了很多年，但是我心里一直很后悔，不该出手打人，尤其是打孩子。
（三）童车与童年
黑夜与白昼共存，苦痛与快乐同在，讲了这么多，并不是说爸爸造就了我阴影的童年。往事如烟逝去，我现在回忆爸爸，更多的是某些并不暴力甚至有些温馨的场景。比如在我还只有四五岁，父亲还只是一个偶尔回家的陌生叔叔的时候，他为我带来的快乐也是巨大的。那时乡下的野孩子们没有今天小区里习以为常的制式童车，那时常见的是一种木头车子，实际上就是几块拼起来的木板，下面加四个轱辘。即便是这种极简易的童车，谁家能拿出来也会让众孩子们眼馋不已。我爸木工手艺很好，他利用探亲的短短几天做了一辆木童车，下面的四个轱辘是钢轴承的，上面搭载一个小木箱，我正好可以坐进去，箱前还有一个小柱子可以拴拖绳，此车堪称豪华，小伙伴们都羡慕坏了。
我和姐姐得到这辆“豪华童车”大约是在1974年（我四岁）。那时候吃的东西总是不够，物资极其匮乏，买什么都得凭票，有粮票、肉票、布票，甚至连豆腐都要凭票。记得那年冬天大雪，学校食堂破例敞开供应油炸黄豆，人人奔走相告。我姐姐用爸爸做的那辆童车拉着我去食堂，排长队等黄豆。你能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吗：雪花漫天，两个小孩拖着一辆小木车，一路欢歌笑语，车上满载一大碗金灿灿的油炸黄豆。。。这是我儿时记忆里最快乐的片段之一。
1978年来到长沙之后，我就开始了在一个单位大院里长大的日子。家里的经济情况慢慢改善了，但也不是很宽裕，处处都得节省。我记得1982年的大年三十，一家人围坐在客厅里，父亲用红圆珠笔细心地把墙上一幅1981年的年画，1改为2，这张年画就可以继续贴一年了。我那时暗地里笑他，年份改对了，可日月都不对啊。
当然，也有爸爸笑话我的时候。1983年左右吧，有一天老爸带回家一瓶红色标签的褐色饮料，说很贵的，等过节喝。那时候家里甚少零食，花生、瓜子和糖果都是过年的时候才买，客人来了拿出来，客人一走老妈就把这些食品都锁起来。当然，也有她忘了锁的时候。那天我实在忍不住好奇，打开了这瓶神秘的褐色饮料，那个难喝！一种说不出的貌似某种药的怪味。我想可能是浓缩的，于是加了很多水做成一大杯，勉强能喝。这就是我第一次喝可口可乐。此事后来成了大家的笑柄。
要说温馨片段，最多的还是小学那些年的夏天，爸爸教我学游泳。他是洞庭湖渔民出身，水性极好。因为污染严重，现在的长沙基本没人敢在湘江里游泳，但在1980年代初期，湘江长沙段的水质很好，夏季江面上万头攒动，蔚为壮观。刚开始学游泳时为了安全，老爸还用网兜装着排球，然后捆我腰上。夏天很多落日的傍晚，坐在老爸那辆破旧的二八大杠自行车后面飞一般地冲向湘江大堤，这也是我记忆里最快乐的时光之一。
（四）食为天
衣食住行乃人生大部，得重点说说家里吃饭的事了。对父亲的记忆很多都和吃的有关，因为他就是我们家大厨。小学的很多早上，当我还在被窝里酣睡，爸爸早早就起床为全家做馒头包子（自己做比较省钱）。做包子并不容易，头天晚上要先把面团发酵好，把馅剁好（最常吃的是韭菜肉馅）。我记得冬天的时候爸爸还用暖水袋给面团加温，装面团的铁锅要用毯子包起来。第二天早上六点多他就开始忙活，先揉好面团（要加适量碱水，不然包子会很酸），接着擀皮包馅，上蒸笼十五分钟，这才有热腾腾的包子上桌，外加一碗香喷喷的白米绿豆粥，头天晚上熬好的。我那时体会不到一笼包子的不易，反正爸爸经常做，习惯了。有时我还嫌蒸包子慢，大喊要迟到了，爸爸就卖力地蹬着那辆破旧的二八大杠自行车送我去上学。
老爸的白案手艺后来我也学了一些，拿得出手的一招不是做包子，而是做饺子。现在做饺子多是快速搞法，从超市里买来饺子皮和肉馅然后包一下，但我小时候跟老爸学的是全套手工，从面粉开始，和面、擀皮、剁肉、调馅、包花样，最后水煮、笼蒸或锅煎，两小时之内必定满屋飘香。这里面最难的是如何把皮擀得中间厚四周薄，饺子水煮才不容易破，这也是老爸特别强调的。擀皮的速度还得快，一个人擀要能给两三个人同时包。多年之后，朋友聚会我时有露一手，很多人都惊讶于南方长大的我有这么好的饺子功夫。
不论红案白案，自我们家在长沙团聚的1978年起，家里做饭这事基本都是老爸包办的。我妈也承认，在我爸2003年12月24日倒下之前，她下厨不多，除非是我爸出差。我小时候的记忆之一就是晚饭经常很晚，有时要到七点多，因为老爸经常六点多才下班，到家他挽起袖子就去了厨房，锅碗瓢盆响叮当，半小时之内必定菜香扑鼻。小时候无数个傍晚我就是在这饭香中被馋虫煎熬，假装在里屋看书，只待老爸一声长喊：吃饭了！我就嗖地一声蹿出来，一边端菜一边用手偷吃，拿筷子都等不及。
我愿意多花一点时间说说老爸的厨艺。我吃过很多家宴和各种餐馆，我爸的厨艺毫无疑问是名列前茅的。平时每天的快速饭菜就不说了，难得的是他会做很多大菜。我们家大餐全是他主厨，大年三十就更不用说了，通常是提前两三天就要准备，爸爸在厨房忙进忙出，最后的菜式多到一个大圆桌还摆不下，十七八样啊，有蒸菜凉菜，有鸡鸭鱼肉，有各种小碟，圆桌中间还必定有一个热气腾腾的炭火土鸡大火锅。这是我们全家的节日。我喜欢的有拔丝香蕉、糖醋鱼、红烧猪蹄、粉丝杂烩（里面有我喜欢的莲藕肉丸子，也是老爸亲自剁肉油炸做的），菜式不胜枚举。很多时候是我们已经开吃了，老爸还在厨房忙，因为有些菜要趁热吃，比如拔丝香蕉，凉了就拔不出丝了。主菜完了之后还有甜点，最常见的是糯米甜酒煮汤圆，甜酒和汤圆也都是老爸自己做的。冬天发酵酒糟先得把糯米蒸得半熟，甜酒引子拌匀，捂上被子保温，必要时用热水袋，两天后才有清香袭人的酒糟和米酒。我的味蕾相当挑剔，这一桌劳心劳力的家庭大餐，我可以肯定地说，水平绝不亚于普通餐馆。逢年过节，真材实料的美味家庭大餐是我对父亲最深的记忆之一。
我爸主厨还有一个特点，他不怎么需要别人打下手，不像大饭店的厨师只管掌勺，我爸是从买菜、洗菜、切菜到掌勺全面负责。比如清炖土鸡，看起来很容易，但要味道好，那只鸡必须要活的，老爸都是亲自去市场挑选，回家宰杀放血，沸水褪毛，开膛破肚，十几分钟收拾得干净利落。接下来则要慢，须用陶锅，文火慢炖大半天，这锅土鸡才会变成真正的上汤美味。我从小怕血腥，连鱼都不敢杀，鸡鸭我只能等着吃。
爸爸的刀工也很强。我喜欢吃韭菜炒莴笋丝，如果你在我家厨房听到慢速无节奏切菜的咚咚声，那可能是我在干。老爸切菜的声音则是清脆、连续和快速的，哒哒哒如机关枪连发，转眼功夫那一盘莴笋丝切得细如发丝。他曾多次教我用刀，左手四指要半跪在案板上防止伤手，右手则快速抖刀，匀速推进。可惜这功夫要多练才有心得，我至今都不怎么行。
我曾疑心老爸这套厨艺是怎么练就的，按他自己的说法，主要都是渺学(偷学)的 - 在别人家或餐馆里吃到好菜，回来就要有倒推菜谱的本事 –
我爸在这方面智商相当高。那时候没有电视教大家做菜，我基本也没在家里见过菜式秘籍之类的书。
（五）平淡是真
写了这么多好吃的，也许你要说我家平时一定挺温馨浪漫的，其实不全是这样。就像前面写了好几次老爸揍我，也许有人要认为这家里一定挺暴力的，其实也并非如此。大餐是逢年过节才有，挨打的事也是几个月才有一回，生活大多数时候是平平淡淡的，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和姐姐去上学，中午和晚上回来吃饭，然后睡觉，开始第二天。日子一天天就这么过着。
流水一般的平淡生活中，我其实也没有多少需要老爸照顾。学生的主业是读书，虽然从小学到中学我都是以玩乐和看课外书为主，但中国的考试一般都是考背诵和记忆的能力，这正是我的强项。考前突击几天，分数还总在中上，所以我的课业没有多少需要爸爸介入。我妈妈是教数学的，帮过我不少，但我想不起来爸爸在课业上对我有什么帮助，如果一定要说有，小学三四年级有段时间他曾经强迫我每天写日记，还认真地一篇篇修改打分。小学生能有多少事写呢，我那时才学会写长点的句子，天天写日记实在勉为其难。有一天我实在憋不出来，就记录了推开窗就能看到的岳麓山上的雷达站：“英勇的解放军叔叔保卫着我们，每天在监视着一架架敌机。”这本日记我至今保留着，这些幼稚的段子很多让人笑掉大牙，敌国的战机要是能成批飞到位于内陆的长沙，中国也差不多该完蛋了吧。
从小到大，我的性格基本属于内向。这种话不多的毛病一半也是从爸爸那里继承来的。家里唠唠叨叨的一般都是我妈妈，尤其在我高中之后，爸爸甚少对我的事务发表意见。这包括我在高中三年级一边紧张准备高考一边还和一个女同学谈恋爱，这种一般人看起来很严重的事。这个女同学后来成了我的太太，再后来又成了前妻。
从高中开始一直到我结婚，全家都不怎么赞同我选择的那个女同学，虽然爸爸也不太赞同，但他总体不怎么说话，在我最后决定结婚之前，父亲才终于表态，他还劝说妈妈，既然是孩子自己的选择，那就应该尊重。
顺便提一下我的婚宴。那是1995年中，出于对婚礼大操大办以及国人劝酒恶习的厌恶，我决定以最简单的方式办婚礼。这也是我爸爸赞成的。当天没有任何汽车，我是骑着自行车去接的新娘，婚宴只限两家的直系亲属参加，总共十二人，只有一桌，地点就在我自己家里，大厨就是我爸爸，他拿出了做年夜饭的功夫，使出浑身解数，厨房内外忙得团团转。最后破例还喝了白酒。谢谢你爸爸。
（六）学潮风云
虽然生活一直是平平淡淡，但难免也有突然爆发的时候，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89年春夏之交，这年四月到六月的学潮突然促进了我和父亲关系的融合。那年我大一，在湖南财经学院金融系读书。学潮最开始是小规模的，4月下旬发展为全校组织参加游行示威，全省高校都出动了，五一大道人山人海，学生们突破了警察的拦阻，直接占领了湖南省政府。这是与北京的学生占领天安门广场相对应的。我本来是个逃课大王，这回可以正大光明不上课，上街闹革命，感觉相当开心。
学生游行的口号最开始是纪念逝者（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后来变成了要民主和反腐败，学生们的诉求后来进一步激进，要求现政府下台。我没有参与游行的任何组织领导工作，但后来学潮的方向转为反腐败反官倒，这是我热烈赞同的，于是我积极地参与进来。从这时开始，局势的发展有些失去控制，有人卧轨阻断交通，有的街头混混也参与进来，打砸抢烧事件开始出现。5月上旬的某天，我头缠一条红色领带正在街上喊口号，表哥带着两个人连哄带骗让我回家，说家里有急事。
家里并没有什么事，是爸爸让人找我回来的。在家里我和爸爸有过简短的谈话，具体内容不太记得了，但总体是平和的。这是自然，脱离了人群，人就会重归理性。在沸腾的人群中，你会不自觉地被感染而变得狂热，就像看演唱会和现场足球赛，很多平时温文尔雅的人都会失去理智。上街游行也是一样，口号一起，人群就容易骚动，人的情绪和行为就容易失控。
身为校党委书记，父亲总体是不赞同学生大规模游行的，尤其是在不少暴力事件发生之后。这一点我也同意，我从小领受了不少他的暴力，自然对任何暴力事件无甚好感。这后来我就不怎么出门了，学校一直在罢课，我无所事事，很多时间就呆家里看电视。这一天北京的学生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和李鹏总理对话（或者说谈判），中央电视台也播出了这个新闻。地方高校的孩子们开始有样学样。
第二天上午我正在家里闲着，忽然门外人声鼎沸，一大群学生堵在了我家门口，喊着要杨书记和校领导出来对话。是爸爸开的门，我本来在里屋，听门外动静有点大，出来一看，为首的两个学生指着我爸的鼻子高叫着，眼看就要揪住我爸的衣领子。这不是要对话，这是要找事。我头脑立马发热，血直往上冲，抡起一把长凳冲到老爸和那两个学生之间，厉声高喊：住手！谁敢再动我砸烂你的脑袋！也许是被我的气势镇住，虽然有十几个人，但这帮学生没再上前，撤走了。
现在想来我当时的举动有点诧异。老爸从小揍我，自然我对他没有多少亲切感。但在他遭遇不测的时候，那根植在骨子里的亲情瞬间爆发了出来，我为此要不惜一切保护他的安全。或者可以这么说，一个长期在一起生活的老朋友，即便关系不是很融洽，但是当他遭遇危机之时，我没有理由不站出来为他两肋插刀。这不是开玩笑，当时要是真开干，我会立马从厨房里抡起菜刀。还好那帮大学生自己撤了。
我没有忘记自己也曾是1989年学潮在街上高呼口号游行示威的一员。那些口号有的很极端，砸烂XXX，油炸XXX之类的都有，现在想来颇有点文革再世的味道。自1989年的家门口板凳事件之后，我对任何带有暴力色彩的所谓革命（或者事件）都保持着高度警惕。非暴力不合作方式应该是我们提倡的。
有人说只要是革命，暴力和牺牲就是不可避免的，这话有一定道理，但是，支持暴力不能光看别人的热闹，当这种暴力延伸到你自己身上，到你的亲人身上，你又作何感想？就像2001年美国911事件，劫持民航客机撞毁摩天大楼，直接死亡三千多人，这种赤裸裸的恐怖袭击那时还有国人欢呼干得好，让人眼镜掉了一地。我想，若是他们自己的亲人也死亡名单里，不知他们还会欢呼不？同样的，那些在反日游行中砸日系车泄愤的，他们有想过先砸自己亲人和朋友的车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大家都能这么想，我们就会远离暴力，走向和平。
（七）单位人生
当你和一个人生活了几十年，细数琐事的话，这文章就会没完没了。我应该停止啰嗦家事，简述一下我爸爸工作上的情况了。这并非我所长。父亲那摊子事我从来没兴趣（从科研到党务），他自己也基本不在家里谈上班的事。总体来说，工作上他算是小有成就吧，生于洞庭湖的船民之家，是一个标准的“穷二代”，最后以校党委书记和副教授退休，应该说，那主要是他自己的努力。
一个完全没有背景的人要怎样才能屡获提拔呢？为人勤快这一点应该很重要，我爸爸而且是什么活都干，不论是否属于本职工作。从小到大，我对老爸总体的印象就是：他总是闲不住，时刻都在忙，周末他也经常去单位，没啥可忙的时候他都要想办法找点事做。前面说到父亲的白案功夫强（这在南方人里面尤其罕见，洞庭湖区的渔民没有做面食的习惯，连早上都是吃饭喝酒的），那是因为他十多年在北方工作，从西安、北京到锦州，而家人都不在身边（两地分居十多年），节假日他忙完了工作上的事，还常去食堂里给大师傅帮忙，久而久之，红案白案功夫都学到了。
做事勤快之外，我父亲也很关心下属，包括生活上。父亲是1976年调到湖南计算技术研究所的，起初他只是业务科职员，升任科长大约是在1979年，那年我小学三年级。逢年过节我们家少不了包饺子，我记得很清楚有两次饺子包好了，年夜饭开吃之前，爸爸叫我去喊住在单身宿舍的张叔叔来吃饭。这个张叔叔是我爸爸在业务科的下属，因为家在外地太远，逢年过节经常不能回去，一个人呆在空空的宿舍里。
父亲大约是1985年调任湖南省计算机高等专科学校的。该校受湖南省科委和教委双重领导，虽然规模不大（员工三百来人），但是画地为牢的派系斗争却很厉害。由于种种原因，
1985年该校只招了一个班，教委后来拟让该校停止招生，撤销或与其他学校合并。我爸爸就是在这一片风雨萧条中来到该校，某种程度上是来收拾残局的。
应该说，这个学校后来很够继续生存下去（并由正处级升格为副厅级），很大程度上是我爸爸的功劳。我妈妈说那一年为了学校不被撤并，父亲连续数次去北京面见国家教委有关负责人。国家教委地大官大，地方上一个小小专科学校根本不算啥，为了见某些官员一面，我爸爸就只好在那蹲守着。我爸是个老实人，不善请客送礼，我都可以想见他当时在北京窘迫的样子。妈妈说，有一回老爸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刚从北京回来，办公室接到电话说教委的某某负责人愿意见他，父亲连旅行包都没放下，转身又往火车站跑，没有卧铺就坐硬座，以最快的速度又赶去了北京，待到第二天他腿都肿了（他静脉曲张很严重，腿上常缠着绷带，不能久坐久站）。
湖南省计算机高等专科学校又活过来了，不但没有撤销，还扩大了规模，新建了图书馆和田径场，成了本省专科名校之一。大约是从1986年我高中时候开始吧，每到招生季节，父亲都忙得不可开交，他当时任校党委书记并兼管招生工作。一到暑假，家里最不缺的就是各种登门拜访者。父亲对任何人都是热情的，我从来没见他说太忙或请你改天再来，不管认识不认识。但我觉得中国人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那就是明明可以通过正常渠道办的事，大家却喜欢托关系找熟人。我家里最常上演的一幕就是，爸爸打架似的与人推让，拒绝他们的各种礼品，把我都搞烦了，吵得人没法看书。
在记忆中，我从来没见过老爸收下过任何人的礼品。家里来客打架推让常说的是：杨书记，一点小意思，千万别介意。我爸常说的则是：千万别这么搞，东西你带走，该帮的我一定会帮。这不是一句口头推脱，这是真的。在我印象中，老爸帮助外人甚至比帮助家人还用心。尤其难得的是，不怎么认识甚至完全陌生的人他也帮。我妈回忆老爸忙招生的那些日子，他回家常说的就是今天又发现了某某贫困农村的孩子，得优先录取，不能录取也推荐调剂别的学校。这并非什么大事，但却表现了“己所欲，施于人”的优良品德。老爸是贫困渔民出身，从小吃苦没书读，所以他特别愿意照顾同是出身农村的孩子们。
“己所欲，施于人”，这是孔夫子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同义词。此话说说容易，但真正能做到的人却不多。很多人在挤公共汽车的时候都喊：再挤一下，大家往里面走啊；上了车则会喊：别再挤了。这是现实，他们不愿为别人着想，不愿换位思考，也可以说他们过于自私，缺乏同情心。
同情心是支持人类生存的基石之一。大家都换位思考，“己所欲，施于人”，
才能成就一个温暖的的社会。我父母两地分居十几年，老爸吃够了其中苦头，他在担任学校领导之后硬是强行要来了额外人事指标，亲自督办解决了四五个职工分居两地的问题。
我愿再举一个例子。大约是1990年吧，某天我妈一大早发现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衣着单薄，拎着一袋板栗抖抖索索站在我家门口。这孩子是父亲一个中学同学的养子，中专毕业想来长沙读本科自考班，请我父亲帮忙。这个孩子说罢脱下鞋子，从鞋垫里面取出一叠钞票，说是好不容易凑足的学费。。。这阵势。
当年的计算机专科学校确有自考班，但收费较高。我爸爸问了这孩子的情况后，觉得他成绩不好，要是跟不上班，学费就白花了。后来老爸特批他在自考班试读两周。果然他上课听不太懂。我爸给他指了条路：回家复读，明年报考湖南农业大学，农大有专门针对中专生的专升本，比自考班容易读，学费还低。这孩子第二年顺利考取湖南农大。毕业之后几年他还常来家里看望我爸。
这孩子的父亲也是有点传奇的，当年他是澧县一中仅有的几个考上北京大学的农村孩子之一，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和教授的女儿谈恋爱又被迫分手，精神受了刺激，不能坚持学习，只得回乡务农，一辈子没结婚，这个孩子是后来领养的。
言归正传吧。不说百分之百，在绝大多数时候，我家门口那种打架一样的推让，最后的胜利者都是我爸爸，来访者只得拎着东西走人。我并不否认，家里有时多了一些烟酒，但那很可能是我或者妈妈收下的。我讨厌那种打架似的推让，不管是在酒席上还是什么别的地方，真的好假，同学聚会如果有人要买单，我是从来不抢的。老爸不在家的时候，若有人送东西来，我一般都让他们走人，遇到个别坚持推让的，我也收过几回。我懒得和他们啰嗦，让他们报上姓名，因为我知道，对付这些人，父亲有办法。
父亲的这一点在全校有名。之所以会出名，是因为他退还礼物礼金的做法让人惊讶。举个例子，对那种怎么也推不掉的红包，比如好几次在家门口鞋柜上面发现了装着钱的信封，而来人早已走掉了。这些信封上都写着名字，开学后父亲的做法就是把这些同学一个个叫到办公室来，当面把信封退给他。有少数同学不收，我爸就叫财务处的同志来，每个信封开一个存折，然后让办公室把存折退给同学。
虽然没有亲见父亲这种奇葩式退还红包的做法，但我相信这是真的，因为我们家一直不太宽裕，可以说是相对贫困，大院里很多孩子都比我穿得好，用得好，我家购买电器也比大院里很多家庭晚。那个年代没有私人小汽车也没有商品房，家用电器就是一个家庭经济实力的代表。我家第一台电视机购于1988年，一台NEC日电牌18寸彩电，1260元，妈妈对这个价格记得非常清楚，因为家里当时全部的存款就是这些（活期和定期全取光）。
我们家确实一直存款不多。我爸爸是1996年底退休的，那时他已担任校领导十年之久。1996年的我正在报考新加坡国立大学MBA，最发愁的就是高达十几万人民币的学费。在建设银行工作那几年我是一个典型的月光族，上班四年多基本没啥存款。1997年7月飞往新加坡之前，父母给了我一个信封，里面只有几百新币外加两张绿色美元大钞（总计不到人民币六千元），当年他们也只有这个能力。我后来能够完成学业，得感谢新加坡政府提供的免息学费贷款，约合人民币12万元，这笔钱直到2001年我在新加坡工作两年之后才还清。
（八）万能师傅
1997到1999，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读硕士，然后在当地的StarHub电信上班三年，从事工程财务管理工作。在新加坡的这五年我只回国了一次，那是2001年8月，我在公司里被排挤赋闲，个人生活也处于离婚纠纷的漩涡，万念俱灰之时，我请了三个星期长假回中国散心。
当我在北京、西安、庐山和武汉玩了一大圈，时隔四年回到长沙，感觉是又亲切又陌生。屋子还是那个老屋，但里面变化很大，厨房和厕所改造了，房间里铺了木地板，电路变成了走暗线。妈妈说除了厕所改马桶和砌瓷砖，其他大部分活都是老爸亲自干的，包括做茶几和小柜等几样家具。虽然我早知道老爸能做各种小活，但我不知道他这么能干，水工、木工和电工，甚至连家具油漆都包了，叫他万能师傅也不为过。
这屋子每一个角落都留着他的痕迹：装常用衣物的四斗小柜是他做的（我现在就放在床边当床头柜）；厨房门边的三角形工作台是他做的；想用钳子锤子的话，木制五金工具箱也是他的作品，箱子是双层的，上层还分为三隔，相当精致，可算是老爸木工手艺的代表。老屋三个房间的地板都是他亲手铺的，打了胶，刷了漆。这木地板虽然是那种便宜的三十厘米短板子，但都铺得很到位，超结实，从1997年用到2014年的今天都没有一点松动的痕迹。要说明的是，这些木地板都没花钱，可算是捡来的：1995年我装修自己新房的时候，嫌原装的三十厘米短木板太寒碜，就都掀掉，换装一米长的橡木地板。老爸节俭惯了，觉得扔掉可惜，找了辆车把这些小木板全捡了回去。
我爸多年担任单位领导，工作忙得不可开交，退休后他才得以大展拳脚。我曾问老妈当初为什么选择和渔民出生的老爸结婚，妈妈说他这个人勤快。在他去世之后的今天，面对满屋子这个万能师傅留下的痕迹，我才真正理解“他这个人勤快”的含义。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勤劳而又手巧的人总是令人敬佩的。
还有件事值得一提。1999年我的小外甥女一岁多的时候，他们老俩口把这孩子（外孙女）带回中国长沙照看了近一年。老人帮儿女带孙辈很常见，但我觉得这事对老爸有特殊的意义，因为从我出生到八岁他都在遥远的北方从军，从来没有照看幼儿的经历。我姐的这个孩子不算好带，只要一发烧，老爸那是连夜背着她往儿童医院跑。带外孙女的这一年算是补上了他当年没当过奶爸的一课吧。
2001年8月的年假结束，我黯然返回新加坡。8月30号的日记曾这样写道：“31岁，20载在长沙，这个城市我太熟悉。什么时候，她也变得这样的陌生了呢？时常堵车的五一路变成了宽阔的八车道，公共汽车开始有了空调，路两旁不知什么时候长出了很多不知名的高楼大厦。。。这几天回到老屋，亲爱的父母亲大人身体都很健康，我在家里被喂得象只猪一样。故地重游，和表妹一起走了省博物馆和几个新的大商场，和父母一起重上岳麓山，和以前的朋友同事见面吃饭。一切都很正常。。。只是心情总没办法好起来。。。我很讨厌自己的懒惰，人在家里，一切坏习惯都肆无忌惮地暴露，父母很宠我，不要我做任何事。只是在今天，在告别他们踏上去北京的列车那一瞬间，我忽然仇恨起自己来，我居然在家里这一个星期没有给父母煮过一餐饭，哪怕是一碗面。。火车在慢慢开动，我看见了妈妈眼角的泪花，and
I was crying, too, in my heart.”
也就是在那一刻，我基本决定了撤离新加坡回中国。2002年3月，我终于辞去了新加坡的工作，去云南和西藏流浪了两个多月，然后回到长沙。我没有选择上海外资银行的高薪工作，而是去湖南大学当了一名教书匠。应该说，到湖南大学工作，此事间接受益于我爸。在中国，人人都有档案，要么在某单位，要么在人才交流中心存放。1997年我从建设银行辞职去了新加坡，人事档案就寄存在湖南省计算机专科学校，这就是所谓的挂靠单位。等我从新加坡回到长沙，该校已并入湖南大学。我爸写了一封信给湖大人事处，说明了他们年迈体弱需要孩子在身边照顾的情况，湖大工管院此时正好缺人，说欢迎海外留学生回国工作，我就正式开始在工管院上课。
（九）最后的幸福
从1978年我8岁到长沙真正认识爸爸，多年来我和他一直沟通不多，正式的谈话寥寥无几，原因一是我小时候性格叛逆，和父亲多有冲突，缺乏亲切感。第二，不愿主动与人沟通也是我打小的性格之一，遇事喜欢闷头独自琢磨，不到万不得已不麻烦别人，这包括在街头宁可用指南针和地图也不愿问路，甚至包括基本没主动追过女人。第三，爸爸在工作上一直很忙，尤其是在我初中之后，他担任了研究所和学校的领导职务，就更忙了，基本没什么闲暇，有点时间还要操持家务，厨房就是他的主阵地。
大约从十六七岁开始吧，我开始自认为是一个文艺青年。俗话说君子远庖厨，虽然老爸厨艺超强，但我那时候并不认为有什么了不起。父亲还会木工和电工等各种手艺，如同一个装修万能师傅，但我也不觉得那有啥大不了，那时我认为只有文学和音乐才是高尚的。父亲的工作是人事、行政和党务，那摊子事我当然也是毫无兴趣的。
我大学念的是金融，爱好的是文艺，不论是专业还是业余兴趣，父亲都已经帮不上我了。大学阶段和父母交谈不多，还因为我大多数时间住校，有时周末也不回家，忙着谈恋爱。毕业后在银行上班，我白天忙于跑客户，晚上忙于玩电游打扑克。毕业三年后我结婚搬去了自己的新家，与老爸说话的机会就更少了。1997年我离开中国去新加坡读研，更是基本和父母断了联系，偶尔的越洋电话也只是简单报平安，而且主要是和妈妈通话。
年轻的时候我对父亲平凡的人生没有兴趣，后来我孤身来到新加坡，突然失去在中国熟悉的一切，才慢慢领会到平凡生活的珍贵。2000年我在新加坡开始离婚的战争，心如死灰，很多夜晚独自背着相机在大街小巷梦游，看惯了街头平凡人生，慢慢觉得这才是我的镜头应该记录的东西。要记录人生，最顺手的莫过于自家人了。回到中国后，我开始逮着机会和父母交谈一些话题。
实话实说，除了一些从民国后期到文革的奇闻轶事之外，大部分谈话收获不大。比如我曾问妈妈她这辈子最大的收获是啥，她想了半天说，如果不算工作上的，那最大的收获就是我和姐姐长大成人了。这当然不错，抚养后代是最平凡也是最伟大的工作，但我问的不是这种人人都会的事。很遗憾，虽然老妈教了一辈子微积分和线性代数，但要说在学术上对高等数学的贡献，那是基本没有的。
在和父亲的谈话中，记忆较深的一次是2003年1月，那时我已经在湖南大学谋教书的饭。记得那次是父亲因脑梗塞在湘雅附属第三医院住院，我买了点香蕉苹果骑着自行车去看他。走的时候他坚持要送我，那个下午清冷灰色，父亲穿着那件灰色的毛料西装，说的也就是要我多穿衣服，在学校要好好工作之类。我有一句没一句应答着。
到医院门口准备蹬车时，我忽然问了他：老爸，你这辈子遇到过啥值得一提的大事吗？老爸说你是指什么？我说比如一般人没经历过的，个人或单位上的都行。老爸想了一下说还真没什么大事。我有点失望，问道：真没有一点吗，看到过的也行，以前在北方部队里十多年都没有一点？
父亲沉默了一会说，可能林彪出逃算一点？我顿时来了兴趣。老爸说其实当天很简单，1971年9月13日晚上他正好在锦州郊区某雷达基地值班，干干净净的屏幕上突然出现一个大型飞行物。他和战友一边报告上级一边继续监视，直到它消失。
确定那是林彪逃往外蒙古的三叉戟飞机？老爸说应该是的，除了山海关机场雷达之外，最近的雷达基地就是他值班的这个了。我很激动：这么说，你是全国最早看到林彪外逃的人之一？老爸说那不好说，虽然当晚在雷达上发现了一架大型飞机，但当时谁也不知道上面坐着林副主席一家啊。等上级传达林彪事件，已经是一个月之后的事了。
在湘雅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门口这次谈话我记忆犹新。那天他精神不错，完全不像是个病人，几天后就出院回家了。我们都以为这是康复得差不多了，谁也没想到这年的年底，老爸就被再次送进湘雅附三医院，这一次，他再也没能站着出来。
从1996年退休到2003年12月倒下，父亲退休后正常的悠闲日子有七年。除了干家务搞装修，和很多退休老人一样，他也用各种方法打发时间，练太极拳、写毛笔字、上岳麓山运泉水回家等等。期间还几次去新加坡探亲，我姐和姐夫并带着他们老俩口去东南亚以及美国旅游了一圈。这是一个老人最后的幸福生活。
老爸对厨艺的热爱可能是根植在他骨子里的东西。我小时候的情况前面都说过，他退休之后更是如此。我在新加坡的时候，有段时间父母都在新加坡姐姐家，老爸基本负责了全家六七口人的饮食，做中餐，还研究西餐，烤鸡和比萨饼都是他自己用烤箱做的，味道相当不错。
2003年，老爸已经68岁，身体各个零件都开始故障频发，胃溃疡、肺炎、失眠、前列腺炎等都是他的老毛病。大约从1999年开始吧，他开始频繁地头疼，初步检查是脑梗塞引起的。遗憾的是，不管是妈妈还是我，甚至包括爸爸自己，对这种头疼都没有足够重视。在我们的记忆中，老爸一直是一个无比强壮的符号。当一个人既是奶爸又是万能师傅，还骑着自行车满街飞奔搞采购，你会想象他某天突然倒下再也起不来吗？
（十）九死一生
但事实确实就是这样的。他突然倒下了。2003年12月24日，一大早老爸独自去湘雅附二医院看病。上午十点左右，他在等公共汽车的时候脑梗塞急性发作，突然昏迷倒下，后脑勺砸在路边石头上，肿起一个大包。可能昏迷倒地有半个小时，然后他又醒过来了，还自己搭车到了湖南大学校医院。按医生后来的说法，这是急性硬膜下出血的中间清醒期。
当天我正在自己家上网，忽然老妈打来电话，说杨飞你赶紧来，老爸出事了。待我赶到湖大医院，老爸正坐在急诊室外面的椅子上，双手抱头呻吟，时有呕吐。校医说赶紧去大医院，怕是有危险。
12点半我们坐出租车来到湘雅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直奔神经内科住院部，开病床，照CT，一通忙乱。中午1点10分，我去外面买米粉，老爸虽然一直抱着头喊疼，我出病房的时候他叫住了我：“杨飞，不要买我的，我吃不下。”这是他（这辈子）意识清醒时说的最后一句话。
等我20分钟后买米粉回来，老爸已经狂吐白沫，神志不清，呕吐物堵塞气管造成窒息，手足乱踹。老妈抓着他的手凄厉地呼喊：快来人那！快来人那！赶紧清理呼吸道并注射一堆救命针剂。神经外科医生来了，说要立即做开颅手术，打开头盖骨清理压迫脑神经的瘀血块，否则立马没命。手术同意书摆在了我的面前，上面罗列了一堆可能的意外和免责条款。
我妈妈已经只会哭了，我想了一分钟，飞快的签了字，请他们以最快速度手术。无条件逼我赌博，有什么办法呢？医生收好同意书走了，我的眼泪默默地流了下来。手术室大门咣的一声关上，我就坐在那里傻等着。
没过十分钟咣的一声门又开了，“杨作霖的家属！”一个医生喊。我赶紧过去，医生说病人的瞳孔已经散大，实际已经脑死亡，现在靠仪器维持着，问是否还要手术。我问是否没一点希望了，医生说那也不一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便手术成功，病人的预后也很差，植物人的可能性很大。
医生从手术室出来问我，他们的态度已经很明显了，脑死亡者抢救无意义，拟放弃，但得征求家属的意见。当时我要是说一声“好”，老爸就会被直接送去太平间。可那时我非常绝望地想救他，告诉医生赶紧继续手术，死马当活马医，不放弃一丝希望。
手术进行了整整六个小时。老爸的生命力真是顽强，并且手气很好，他没有死在手术台上，还活着，被送进了ICU（Intensive Care
Unit）特别监护病房。在ICU，父亲持续深度昏迷，没有任何知觉。头部重重包裹，肿得象个皮球，成了正圆形。全身插满管子：头部插着导颅管，鼻子插着氧气管，身体下面插着导尿管，心电监护仪探头布满上身，心跳在每分钟140次左右的极度危险值，凄厉的仪器报警声从未间断。医生说病人随时可能死亡。
那几天在ICU外面徘徊，我完全不能接受这个现实，无法相信一个强壮的父亲会突然变成这个样子。他是不是被人谋害的？但老爸在单位里是个老好人，有谁会这么恨他？我妈想不起他有任何仇家，我甚至想到了我的前妻涉嫌此事。12月27日我姐夫连夜辗转从新加坡飞到长沙，我们俩花了快一整天功夫沿着老爸24日事发当天走过的线路询查，走访附近的店家、公交车司机，并咨询了警察，最后不得不推断老爸确实是自己倒下的。
开颅手术虽然救了他的命，但他只是在理论上还活着。持续的深度昏迷，除了有呼吸，任何反应都没有，等同植物人。手术后第三天，他因为无法自主咳痰，呼吸困难，又做了气管切开术，在喉管根部切开一个口子，插进一根小钢管，通过这个钢管呼吸。
气管切开的病人都会伴发肺部炎症。老爸本来就有肺病，气管切开后引发了严重的肺部感染，几分钟就爆咳一次，咳出来全是血，有时还凝结成小血块堵塞了气管，程度几乎致命。24小时连续剧烈咳嗽，整个脸都成了猪肝色，咳得青筋爆起，喷得墙壁上血迹斑斑，我的衣服和脸上也全是血迹。老爸的病床离房门至少有三米，最后喷射状咳血越来越严重，连房门上都是血。一晚上下来，容量一升的吸痰罐装满了暗红色的血色混合物。医生束手无策，连续下发病危通知书。
我得承认这是我一生中最难熬的十来天，看着老爸那痛不欲生的表情（如果他明白自己的表情的话），看着亲人活活受难而自己毫无办法，还不如把我杀了。我实在看不下去，但又没有办法躲开，因为老爸时刻需要吸痰，不及时把痰吸出来就会堵塞呼吸道，立刻断气。
吸痰是个技术活，既要轻灵又要狠准。左手捏住吸痰管，靠捏的松紧度来控制吸力，右手掌握吸痰管插入喉咙的深度，这两者要很好地配合，太浅了吸不到，太深了又会刺激肺部引发更剧烈的咳嗽。吸的时候要张驰有度地旋转吸痰管，有时不下狠心吸深一点还不行，还要时刻记住每次吸痰时间不能超过15秒，以免病人缺氧窒息。
本来吸痰这种高级护理技术应该是护士的事，但护士人手不够，从按铃到护士来有时候要两分钟甚至更久，如果气管堵塞，两三分钟都足够病人断气的了。深夜一点之后，夜班只有一个护士，通常要照看40来个病人，加之有的新护士那水平我实在不敢恭维，我只好自己动手，几天下来我的吸痰技术比大多数护士都强。
N个夜晚，从深夜到凌晨我都是怒目圆睁，死盯着心电监护仪。一旦心跳达到90次以上或者老爸的腿部有点躁动，10秒钟之内他必然爆咳。掌握了这个规律，一看到他有咳嗽征兆我就如弹簧般蹿起来，飞快启动吸痰机，还没等他咳出来我已经手持吸痰管等着他咳了。嘿嘿，看到底是你快还是我快。
这个病房两个病人都是深度昏迷，我不但盯着爸爸，深夜另外那位病人的陪护阿姨睡着了我就去推醒她，有时推她都来不及我干脆也帮那位病人吸痰。经常是刚在这边给老爸吸痰完毕，马上又换手套和吸痰管（防止交叉感染）去那边吸。连续数天，我基本只在白天睡两三个小时，大家都叫我“铁人杨”。
很多个深夜和凌晨，忙碌的间歇我靠在病房窗口凝望着，看东方渐起鱼肚白，雾气慢慢绕上医院鬼城一般冰冷的花园。我禁不住质问自己当初决定做手术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决定。窗外寒气逼人，可比不过我心中的寒意。老爸这样的情况，值得继续活下去吗？
医院所有的教授都到齐了。会诊的结果很悲观，主任把我叫到一旁安慰一番并叫我做好后事的准备。经过N天没日没夜的战斗我已经麻木，他真要是死了反而是一种解脱。手术后20来天，老爸除了咳嗽，依然保持深度昏迷，足弓反应非常微弱，膝跳反应完全消失，基本就是一个植物人。年轻口直的庄凯医生提醒我，即使肺部感染控制住，我父亲也可能永远醒不来。一想到隔壁病房那些熟睡N年不醒的植物人，我顿时觉得毛骨悚然。死亡对我来说倒简单得多。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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